这三个层次覆盖于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整个阶段。

对此，笔者认为，授权立法并非授权机关自己的立法所产生，而是授权机关的授权决定所产生，故不能认为授权机关自己的立法就高于授权立法。裁决意味着两者都有被适用的可能性，这显然是双向废止而非单向废止。

这些理论争议不仅关系到法律位阶的成立，也影响到对法律位阶判断标准的理解。更何况，按照梅克尔区分法的行为规则与法的产生规则的做法，如果说所有的上位法都是法的产生规则，那么法的行为规则在哪里？难道只有最低层级的事实上的执行行为才是法的行为规则？因此，法的产生规则并不是分散在每个上位法中，而是集中规定在宪法中。[4]另一方面，《立法法》的规定并未彻底地解决我国的法律位阶问题，一些《立法法》没有明确的情形，如全国人大的法律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之间、省级地方性法规与地级地方性法规之间、部门规章与地方性法规之间、省级地方政府规章与地级地方性法规之间的位阶关系，都处于未知状态。（四）未经彩票发行机构、彩票销售机构委托，擅自销售的福利彩票、体育彩票。即只按照支持者的人数而非政治观点的内容来决定国家的主导思想，因为没有哪一种政治观点是可以被证实的、也没有哪一种观点是可以被证伪的。

关于梅克尔理论的发展演变，参见[德]马丁·博罗夫斯基：《论梅克尔的法律层级学说》，王晖译，载张龑编译：《法治国作为中道：汉斯·凯尔森法哲学与公法学论集》，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第206-214页。正是基于此，笔者认为陈景辉教授的宪法是二阶规则或者次级规则、其他法是一阶规则或者初级规则的观点是成立的。其次，采取积极措施，切实提高民众的政治参与度，并在选举等制度性的环节之外，加强与民众之间的各种联系，将民众的意见与决策制定、执行和官员考核联系到一起。

(3)监督机制中的民主体现。最后，在政治决策方面，以多数决原则为基础，但又超越单纯形式化的多数决原则，在公共讨论和协商的基础上，最大程度地贴合共识，以作出正确的、最符合人民意志的政治决策，将实质的价值理念反映到其中。[15]参见杨陈：《论宪法中的人民概念》，载《政法论坛》2013年第3期，第3-22页。（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基础：中国宪法的二元民主结构 民主的本质在于通过政治系统的程序设计，使社会中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能够得以维持并呈现，进而使政治系统在做决定时保持对多重可能性的一种开放性。

[6]E. -W. Bockenforde, Demokratische Willensbildung und Reprasentation, in: J. Isensee/P. Kirchhof (Hrsg.), Handbuch des Staatsrechts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3. Aufl., Bd. III, C. F. Miller 2004, Heidelberg, S. 33ff., 35. [7]H. Hofmann, Reprasentation, 4. Aufl., Berlin 2003, S. 16.; H. Kriiger, Allgemeine Staatslehre, Stuttgart 1964 (2. Aufl.,1966), S. 232ff. [8]李大钊：《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载《李大钊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2-107页。由此可以推知，尽管现代社会行政权的链条得以延伸，但仍不能脱离民主控制。

[6]代表制在历史上一度被视为是政治理论中的核心问题。此外，总是存在一些天然的少数群体，其自身的自由主张和价值观念，无法通过政治民主程序获得保障。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样一种否定了同一性的民主理想、以代理为核心构筑的代议制民主观念，同样存在着理想化的问题。就此而言，民主集中制是现代社会民主的本质，民主是多样性基础之上的统一性，即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这涉及进入到这些运转的通道，也涉及个体生活方式对这些系统运转的依赖。这决定了，民主集中制需要实现同时具备开放性、程序性、决定性、共识性这四重要素。但传统的程序观念，某种程度上仍与真理的获取相联系。以行政机关为例，行政权行使中最重要的一项原则为法律保留原则，任何国家公权力的行使都需由法律或者法律授权的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文件作为基础，即使行政权的行使在许多情况下都保有裁量空间，但该裁量空间的框架、范围等均需有明确的法律基础。

[42] 在整个决定过程当中，程序起到了民主关联的作用。理想意义上的民主能够体现全民意志，实现卢梭意义上的公意，[4]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治理者与被治理者、施令者与服从者的同一性。

[14]参见李忠夏：《法治国的宪法内涵——迈向功能分化社会的宪法观》，载《法学研究》2017第2期，第3-12页。通过形式民主的限定，也可阻却实质民主当中所可能出现的、否定多样性的价值独断等弊端，使民主所欲实现的多样性得以保障。

[44]李忠夏：《合宪性审查制度的中国道路与功能展开》，载《法学研究》2019年第6期，第3-17页。批评者认为，议会制并不能实现真正的代表制，并不能真正地使人民再现。比如权限分工需嵌入到中国独特的议行双层结构当中，才能实现权限分工，在功能适当的基础上实现不同国家机构之间的分工、合作与制约。对于相关政治决定的审查，最重要的机制是合宪性审查制度。[45]如美国在堕胎、同性婚姻等问题上存在的争议，表明现代社会自由主义和多元价值撕裂所带来的问题益发严峻，对于此类问题，一个有权的宪法审查机构作出的价值决断对于全社会的价值整合而言至关重要，因为此类问题所涉及到的是伦理难题和难以通过代议制的民主过程伸张其基本权利的少数群体，而不能简单的交由所谓的民主过程来决定。[15]其次，将民主形式限定于代议制，即建立由人民选出代表行使国家权力的人民－代表－国家权力的政治结构，限定人民对国家权力的直接行使（《宪法》第2条第2款），与之相应，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会导致无政府状态的这种无序的民主理念则被取消。

比如全国人大的代表名额分配就同时体现了同比例原则和广泛代表性原则，在考量代表所覆盖的人口数量之外，还要统筹考虑少数民族、妇女、特别行政区、归侨等各个方面的情况，将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结合到一起。一方面，中国在政治决定的作出方面，虽然通过制度设计，使国家权力的行使与国家权力的所有实现了分离，但仍需要保持其民主性，即通过密切联系群众和官员考核中的民意压力机制等方式，实现政治决定的民主关联。

总结来说，以形式民主为基础的代议制民主，对于国家权力的制度化构建而言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以实质民主为依归的人民民主则对于加强政治决策的民主基础，实现决策的以人民为中心，具有重要作用。程序与决定过程同步，但却并不同一。

[46]合宪性审查制度之于商谈理论的意义以及在保障作为商谈之前提的程序基本权利的意义，可参见J.Habermas,Faktizitat und Geltung. Beitrage zur Diskurstheorie des Rechts und des demokratischen Rechtsstaats, Suhrkamp, Frankfurt am Main 1994, S. 292ff.,320f. 李忠夏，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18]其次，与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体相吻合，人民民主要求对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和政治联系提升到更高的层面，人民民主具有弥合阶层差异的功能，本质上承担了涵括的任务要求。

全过程人民民主体现了民主三个层次的融合。[16]关于同一化的直接民主的批判，可参见 Bockenforde, Demokratische Willensbildung und Reprasentation, a. a. 0., S. 33ff. [17]C. Schmitt, Die geistesgeschichtliche Lage des heutigen Parlamentarismus, 7. Aufl., Duncker Humblot, Berlin 1991, S. 8ff. [18]如《宪法》第48条对妇女权利的特殊保护、第49条对母亲和儿童的特殊保护、第45条的物质帮助权以及对少数民族的相关保障措施。通过此种代表性，就可以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全覆盖，不至于将某一部分群体排除在国家意志形成过程之外，从而体现实质民主的理念。近代以来，国家与宪法形成了一种依存关系，制宪对于国家建构而言，具有不可或缺的正当性意义。

[33]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表明我国国家权力的所有者和行使者是分开的，人民是国家权力的所有者，但人民并不直接行使国家权力，而是通过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来行使国家权力，这是一种代议民主的机制。[32]关于二元民主观可参见李忠夏：《宪法功能转型的社会机理与中国模式》，载《法学研究》2022年第2期，第13-16页。

同时，所制定宪法的内容，应至少保障包含最低限度的近代立宪的核心要素。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一种制度理念，与中国的传统以及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国家建构问题密切相关，是一种将形式民主与实质民主融合在一起的民主理念，是民主理论在中国的创造性发展。

[12]参见[日]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孙军悦译，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21页。从这个角度来说，程序在政治决定过程中，可以分解为民意吸收程序、民意转换程序、民意反馈程序，分别对应的是决定准备程序、决定作出程序和决定监督程序。

这种独特性根源于中国的历史传统和近代以来国家建构所面临的问题。这意味着，立法之外的其他国家机构都由作为民意代表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并对其负责、受其监督，在产生、负责和监督方面，体现了民主性。正是这种具有超越性的人民民主的观念和要求，使得中国宪法中的民主建构具有自身的特色和优势，并发展成为一种全过程人民民主。人民民主作为一种理念，全方面地渗入到代议民主的整个环节之中，并构造出对代议民主的纠偏机制。

正是在对这一问题的回应方面，中国发展出了自身独特的民主道路。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结构是一种制度化的代议制结构，通过选举等制度化的方式，将人民与国家权力的行使联系到一起。

宪法基础 2019年1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虹桥街道同正在参加立法意见征询的社区居民代表交流，第一次明确提出全过程民主。所谓选择或者抉择，即在不具有可选择性的诸多可能性当中决定其中之一种。

这个阶段在规范层面可以称之为是制宪权阶段。人民/敌人的二元图式依据阶级标准得以划分，并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成为决定性的准入标准和资源分配标准。